革命信仰的传承一直是我党建立百年以来不断努力奋进，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与国民党内“人走茶凉”的情状不同，我党非常重视烈士遗孤的抚养和教育。

李远芃1928年出生在上海。与其他人稍显不同的是，他的双亲都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袖，可以说革命和救国救民的意识深深地根植在他的血液里。

他的父亲则是党内大名鼎鼎的李硕勋。李硕勋是我党早期就坚定投身革命的先驱之一，也是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合创始人。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期间，一方面李硕勋受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引导，见识到了“未曾设想的道路”；

另一方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妥协性和反动性，导致当时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几经蹉跎，始终无法找到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道路。

终于在一啄一饮之间，李硕勋选择了共产主义，心向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李硕勋前往上海领导当地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李硕勋依靠出色的组织力、号召力和出众的个人魅力，被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乃至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一跃成为我党街头政治运动的核心骨干。

当时的国民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在苏联和孙中山先生的撮合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一起讨伐北洋军阀。

在武昌领导了一段时间我党的组织工作后，李硕勋也以政委的身份加入了北伐军，对军队进行整治。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人受到了残存的北洋军阀和新起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双重压迫。

为了将枪杆子牢牢握在手里，为了保留中国革命的火种，李硕勋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当时李硕勋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的党代表兼政治主任，位置至关重要。

在率军成功突围之后，1928到1930年间，李硕勋在中央的授意下前往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区领导党组织建设和农民起义。

1930年时李硕勋已经是我党在华东节制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多地的江南省委军委书记了。

经过多年历练，李硕勋已经从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成长为了我党重要的军事领导人。

可惜的是1931年8月，李硕勋遵从指示前往海南指导革命活动，却不想被叛徒出卖不幸被俘，于1931年9月慷慨就义。

李远芃的母亲赵君陶也在同样是建党早期就加入了我党，一直是党内领导之一。赵君陶，原名叫赵世萱，赵家一门可谓是“满门忠烈”。

赵君陶的五哥赵世炎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也是赵君陶日后加入共产党的领路人。而赵君陶的三姐赵世兰在党内也是威望颇高，是邓颖超，蔡畅口中的“老大姐”。

在赵家诸多革命前辈的引领和其自己的努力下，赵君陶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成长为我党党内重要的妇女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

国民大革命期间，赵君陶就担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一直倡导“男女平等”并不断鼓励妇女力量支援北伐战争。

在这一期间赵君陶与李硕勋相知相识相爱，并喜结连理，结为革命夫妇。

在大革命失败后，赵君陶一直在多个省地担任教员的职务，同时坚持我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赵君陶一直从事孤儿收养和教育工作，为我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正是在这样优秀父母的教育下，正是在这样浓厚的革命氛围下，才有了李远芃的茁壮成长。

不同于国民党，我党历来有厚待烈士遗孤的传统。这样不仅大大地团结了党内诸多同志，还极大地增加了我党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因为幼年丧父，李一直是母亲赵君陶一个人抚养大。但是因为李母在党内党外都有职务，工作繁忙，只能艰难地维系着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而我党在李硕勋牺牲之后，也一直对李家的遗孀照顾有加。作为赵君陶的好姐妹，邓颖超，蔡畅，赵世兰等党内元老经常来看望并帮助李家。

颇为有趣的是，在诸多革命前辈口中李远芃的小名叫做“兰兰”。

叫这种小名的原因并非是李母喜欢女孩，而是因为李母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因为投身革命，终身未婚膝下无嗣一直是赵世兰和诸多姐妹心中的遗憾，所以为了“补偿”姐姐，赵君陶发誓有了孩子无论男女都叫“兰兰”。

所以小时候，只要有人唤李为“兰兰”，他就知道一定是“邓妈妈”或者是“蔡妈妈”来找他了。

随后鉴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孩子的安全，赵君陶听从了邓颖超等姐妹的劝说，将李远芃先后转移到了重庆和延安等大后方。

李远芃也在借此机会进一步向诸多革命前辈请教，并坚定了心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后改名为李鹏。

1942年的秋日的一天傍晚，找陈云交流探讨的李鹏遇到了毛主席。两人虽然只是交流数句，但是主席却为李鹏的观点和明晰的逻辑所折服，主席没想到当时才14岁的小青年对是《三国演义》，对曹操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主席连忙对身边的陈云表示，这个娃娃了不起，将来一定是个人才，要好好培养啊！

却不想正是主席简单的几句话，深刻的影响了李鹏的一生。

在诸多伟人前辈的悉心教导下，李鹏在后来的工作中攻坚克难，对我国电力事业，乃至于核电事业有巨大成就，都是源于这些可贵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