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随着教育程度提升带来的挣钱能力的提高，从而在家庭经济收入中贡献更大，才获得更多关注和尊重。这样来讲，其实她们在依赖于男方的同时，也依赖于自我。”

“那些留在农村的同龄女性，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2018年秋天，刚刚入读复旦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的宓淑贤，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下辖的一个村子里，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宓淑贤就在这个村子里长大。开始读博时，她就开始思考自己的博士论文要做什么。她想到，许多社会人类学家的著作，其实正是从自己的家乡做起。于是，她回到家乡，在不同的仪式现场，婚礼、葬礼、宴席上，用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和村里人聊天，慢慢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一个葬礼上，宓淑贤发现，在仪式上抛头露面都是男性，她和这些男性聊天，对方总是“端着”，或者敷衍而过。她觉得，这也许因为自己“是一个小辈”。随后她进一步发现，仪式结束后，有些女性聚在一起，磕头、哭丧。其中一些，正是她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和长辈。而她和这些女性更能聊到一起。

与宓淑贤不同，这些与她同龄的女性选择了留在农村，留在“乡土社会”里。她们的生命体验，和宓淑贤截然不同。随着调研深入，宓淑贤把研究对象确定为1985年至1995年间出生的“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博士论文里，她写下不同的农村女性，在娘家和婆家的不同生活状态，从而对比在不同角色之下，女性如何受代际关系影响。

如今，宓淑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即将赴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任教。7月份，全现在和她进行了一次对话，聊了聊她笔下的“新生代农村女性”。

完成“基本家庭责任”后，才被容许追求个人欲望

全现在：长大后再回来，觉得和你小时候相比，家乡发生了哪些变化？

宓淑贤：方方面面都有。我从高中开始去县里上学。后面虽然每年有假期就回家，但感觉和家乡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我在调研的时候，直观而深刻的体验是，现在这个村子，已经和我上高中之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是生活经历还是体验，都完全不同了。

差不多十年前，我们那个村子的女性还是留在家里面的，通婚也是和周边的村子。这十年间，很多女性选择嫁到外地，或者很早就出去打工，留下的女性很少。我觉得这部分女性是值得关注的。那些走出去的部分当然也值得关注，但是因为流动性比较强，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握她们整个群体的特点。所以最后聚焦在了留在农村的女性。

我后来主要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如说看村子里仪式的变化、家庭关系的变化。

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想先去一些仪式活动，去人群中，看大家在聊什么、关注什么。进入某些家庭，通过聊天的方式参与观察，看看农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能观察到的是丧礼的仪式不一样了——这个也和政策有关，前几年有个领导的想法是让丧葬仪式精简化。2018年的时候，丧礼上还会有专门的团队吹唢呐，唱曲，晚上表演小节目。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但丧礼不可能是安安静静的，办丧礼的人就会租赁一些音响，来放哀乐。2019年，我参加的另一场葬礼上，有人搞了一个大电子屏，播放一些哭丧的视频，有两个人唱曲，感恩母亲的养育之恩，说母亲去世怎么怎么让人痛苦。

晚上的活动也变了。我小的时候，农村的女性到了晚上，就是在家里带娃、洗洗涮涮、织织毛衣、补补袜子。但现在，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晚上都会出去跳广场舞。另外就是老生常谈的，电子设备普及之后，每个人都在刷快手、抖音，还有火山小视频。

还有就是，婚姻的不稳定性变强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去跳广场舞的人群里观察。遇到一个小朋友，是奶奶带过来的。奶奶在跳舞，她就在旁边玩。我去跟她聊天，聊着聊着，她告诉我说自己有两个爸爸。后来我知道，是她妈妈离婚之后再嫁了。另一个小姑娘也说，班上还有其他同学有两个爸爸。这些小朋友觉得这不是多大的事情。这在十年前是完全不敢想的。

宓淑贤在田野调查期间所观察到的一场葬礼。图片：受访者提供

全现在：你和不同的人聊了这么多，聊到的内容应该是非常繁杂的。后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向代际关系这个主题的？

宓淑贤：我最初听到农村有这么多广场舞队伍，而且延续这么久，第一反应是，这是一种觉醒吗？因为在我的童年里，女性是要留在家里照顾家庭的，所以现在她们不用管这些了？这是我的疑问。

于是我在不同的场景中和人们聊天，发现大家在谈论到个人的时候，都会聊到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比如我问一些女性，你们晚上为什么出来跳舞？有人就说我晚上没事，我孩子去上辅导班了。有人说，我跳舞可以锻炼身体，可以减肥，这样我老公会喜欢。还有人说，我陪我小婶子一起来。

我就觉得，这些女性和以前不一样的。我父母那一代人，可能穿得邋里邋遢的，觉得钱要省下来给家人用。当这一代人开始关注自我的时候，她们有空闲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其实说来说去说的还是和别人的关系。我们认为个体的东西，其实还是亲人在推动着她们生活的决策，不管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

广场舞中，那些年纪大的女性为什么也去呢？就是她的孙子已经比较大了，不需要她怎么带了，她才出来，她儿媳妇甚至支持她出来活动。这些去追求自己个人欲望的农村女性，其实都是完成了她所属的乡土社会所认定给她的一些基本家庭责任。这些没有写进法律里，但是和社会结构、村落的整体状况，以及年轻人的现状都有关系。

所以我最后确定的主题是代际关系对新生代农村女性的影响。

全现在：你论文摘要里也有提到这点，说“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完成家庭基本责任后，才会被容忍满足个体的欲望，这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体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主义，而是一种更具有包容度的中国式个体主义。”其后，你又说：“新生代农村女性已经不再附属于男性家庭成员，而是与之相互依赖。”这句话怎么解释？

宓淑贤：就是说，她们追求个体的欲望的时候，不是完全抛开男性家庭成员不管，也无法抛开。不管是和自己的子女，还是和公公婆婆。这些代际关系都是因丈夫的存在带来的，她们无法避开。

相互依赖有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新生代农村女性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挣钱能力提高了，在经济上不是完全靠男方家庭补贴了。精神层面的话，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的田野中，有一个男性，现在应该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他以前的经济条件比较差，长相也普通，不太好找媳妇。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结婚了，但妻子后来觉得他不够浪漫，跟别人走了，留下一儿一女，但没离婚。后来她跟后一个男人关系不好，就又回去了。这个男的也没说什么，还是一起生活。没多久，妻子觉得他挣钱太少，又走了。

再后来，这个男的搞了一个建筑队，当上了工头，赚到了钱。于是媒婆上门了，介绍了一个二婚的女性，带了个十来岁的儿子。外人就觉得对这个男的来说不合算，因为他们结婚之后，他还要负责继子的婚姻，承担更多经济成本。但在我的访谈中，这个男的自己觉得（这桩婚事）是合算的。因为他的经济地位起来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挣钱才有奔头。这次婚姻里，他变得更想和妻子有精神上的共鸣。所以他不太在意这些外在的条件了，而是在精神上和妻子产生依赖。

在传统社会甚至在更前的社会，像费孝通先生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结婚就是过日子，男的找一个女的生儿育女，这才是婚姻的本质。婚姻一开始就不是基于感情的，而是一个经济单位。费孝通先生做研究的那个时期，上世纪30年代，农村夫妻之间极少交流，要相敬如宾，说太多话就会吵架。

而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随着教育程度提升带来的挣钱能力的提高，从而在家庭经济收入中贡献更大，才获得更多关注和尊重。这样来讲，其实她们在依赖于男方的同时，也依赖于自我。

宓淑贤参与观察的一场广场舞。图片：受访者提供

“在农村，人们相信的是眼睛看到的东西”

全现在：你在论文里提到，在你的田野点里，新生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是最近才发生的变化。

宓淑贤：通过受教育来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在农村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我们那个村子分成东西两边。东边大多数人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出去打工挣钱，一家几口人都打工，然后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人生好像很圆满。西边则是，孩子都被送去读书，考不上高中就花钱上。他们前期过得很辛苦，但只要把孩子送出去的，后来都在外地安家了，过得也不错。

后来东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我们没有上学，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上学还是好的。所以这个村庄的风气是慢慢形成的。在农村，人们相信的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当他们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有用的时候，才愿意有这样的改变。

我想起一个案例，村子里有一位女性，我们叫她A女孩吧。她40多岁了，她的父亲最开始不想让她上学。但她当时考上了一个中专技校，本来毕业之后可以到一个还可以的工厂上班。

A女孩还有两个同学，三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A的分数最高，B和C都比她低一些。B的父母同意她去读书，后来B就去了昆山打工，嫁给了一个当地人，现在生活比较富足。C也差不多。对B和C的家庭来说，其实教育程度成了婚姻中的一种议价因子。

但A最后留在了老家。她父亲也没有说不让她上学，他就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说：你哪个叔叔哪个伯伯欠我们家的钱，你去找他要，要到钱之后你就可以去上学。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她也没有读成书。后来她在农村出嫁，再离婚，现在又嫁人，是这样的状态。

后来A的女儿知道这件事，就哭着对她外公说，你不公平，你对我舅舅怎样，对我妈又怎样？要不是你，我妈也不至于这样。

2021年4月7日，南京郊区农村池塘边洗衣服的村民妇女。图片：视觉中国

全现在：像你在论文里提到的这些关系，比如婆媳关系、女儿和娘家的关系、亲子关系等，这些年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宓淑贤：先讲婆媳关系吧。在调研的过程中，我有点同情我父母这一代的女性。像我们村子，在苏北，靠近山东，在江苏相对来说经济比较落后。我们这里的家庭，子女比较多。我妈妈这一辈的女性年轻时，平时要干农活，孩子就没有人照看，所以和婆婆的关系不太好。我访谈的大部分人，都在控诉以前婆婆是怎么对她的。

其实这里的矛盾在哪里呢？我奶奶那一辈人的婆婆，也是多子女家庭，子女比下一代人更多。比如，等到她大儿子结婚之后，其他的儿子们还没有结婚。她就要继续挣钱给他们娶媳妇，所以她不太可能帮大儿子家带孩子或者干活。但是对大儿子来说，他结婚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他就会说，如果你不帮我带孩子的话，我就没法挣钱，没法生活。

对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来说，他们的观念就是，长兄或者长姐，要为弟弟妹妹在经济上付出。这时候，经济上的矛盾会引发情感上的矛盾。所以吵架、打架的人特别多。

而对于新生代的农村居民来说，虽然也是多子女，但最多也就是两个三个。村子里上一代的分家，因为孩子太多，所以是经济上彻底切断。这个“彻底”是说，儿子结婚之后，基本不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了。现在都是“假分家”，就是说，儿子挣的钱儿子花，老子挣的钱还是儿子花，但儿子挣的钱老子就只能看着。在一种传统观念里面，老人所有经济上的东西，都要留给儿子。

我父母这一代的女性，年轻的时候和婆婆关系比较差，甚至恶语相向。但现在她们自己做了婆婆后，是要“巴结”儿媳妇的。因为农村里的大龄剩男太多了，能结婚已经很不容易。“光棍”在农村里是尴尬的，不仅自己会被指指点点，连带着别人也会认为你父母没有能力。这种情况下，婆婆是不敢和儿媳妇起冲突的。这一代就变成了媳妇当家，什么事情都要顺着媳妇的心意。

生育方式也有些变化。以前村里把剖腹产妖魔化，现在又是另外一个极端——谣传剖腹产特别好。村里的人说，10个有8个剖腹产的。

恩报系统运作下的亲情

全现在：以往研究农村家庭关系的学者，是如何在民族志中探讨这些话题的？

宓淑贤：比如说杨懋春（中国社会学家，其著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是乡村社会学的经典作品）的研究，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生活，以山东一个村庄为样本。因为我的田野点靠近山东，所以我有关注他的研究。他的作品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父母和女儿的关系，比如提到父母和女儿只有在女儿嫁出去之后才会有推心置腹的交谈。也有讲父亲和女儿之间会有意回避，以及婆媳的矛盾。

而费孝通讲过的是，怎么给儿子找童养媳，当然他是从乡村经济现状考虑的。阎云翔也会讲，但他侧重的是情感，是母女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些话题一直在讲，只不过主题不太一样。

2007年2月24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某农村，一户农家正在用手扶拖拉机装运棉花杆。图片：视觉中国

全现在：你是如何从田野发现中，总结出最后的结论的？

宓淑贤：我做田野的时候也有发布一些相关的论文，和博论的问题意识有一些区别，但实际上都是博论的延伸。比如我2019年发表的一篇《新时期的“婆家”和“娘家”：性别比例失衡下的压力转移》。前期好多人的研究会认为彩礼是父母剥夺女儿、兄弟剥夺姐妹。但我的结论是，整个农村社会，这种压力其实是在转移的。一个女性既是女儿又是儿媳，在彩礼这件事上被自己娘家剥夺的同时，也在剥夺婆家。整个村落都是一种被剥夺的状态，过得比较辛苦。这种辛苦的生活，一定原因也在于男女比例失衡。

女性在娘家，其实是处于经济被剥夺的状态。在婆家，她又处于家庭的中心。这其中似乎很矛盾，因为在娘家和在婆家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访谈中，这些女性还是会认为娘家对她特别好，而婆婆会怎样怎样。为什么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娘家是这样一种状态？我认识这是一种恩报系统。

以往研究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学者，讲恩报系统的时候，更多是陌生人之间、朋友之间。我是觉得这可以放在家庭之中。因为我在调研之中，频繁听到女性说，父母养育了我，那他们把钱拿走给弟弟又怎么样，那也是我的弟弟。

所以，“亲情”这个抽象的概念，在人的行动、决策之中，在女儿和娘家的关系上，就是通过恩报系统来运作的。父母家庭、周边的乡土社会，都在告诉女性说，如果说你长大了，你嫁人了，你是要给娘家做贡献的。在乡土社会里，在经济上补贴父母，是会被褒奖的。孝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被人夸孝顺，也会对人的心理状态影响很大。这其中也有一种激励的关系。

而这个恩报系统，也在影响女性后续对娘家和婆家的关系。我自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亲情感”。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可以用一种偏量化的方式去谈论亲情。在女性的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角色之中，“亲情感”是对女性有不同影响的。

全现在：你的田野点同时也是你的家乡，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你的研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宓淑贤：虽然我把新生代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们有一些共性，但是实际上你发现即使同样一种行为，她的主观感受、导向也是千差万别。

新生代农村女性和我的成长经历之间，其实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存在。我去田野点访谈的时候，会问，我小时候是这样的，你也是吗？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找到共鸣，从而把这件事推进下去。

2019年11月19日，江苏连云港，赣榆区塔山镇一家玩具厂里，当地农村妇女正在生产车间里加工玩具。图片：视觉中国

全现在：现在你还有哪些想做的研究是和农村相关的？

宓淑贤：我现在进行的研究也是我从田野中发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关于养老，我看到农村地区有很多丧偶的老年妇女，她们之间兴起了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就是搭伴养老。

还有就是，人们从农村到城市生活之后，老家的父母过去带娃，但其实主要是奶奶带，而爷爷很少。这其中就会有一些男性，在妻子去外地看娃时，在家里嫖娼，或者出轨。与此相关的，还有中老年夫妇的长期分居，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居，而是因为给不同的孩子看娃。比如夫妻一个给大儿子看娃，一个给二儿子看娃，如果两个孩子在不同城市，就需要分居。像我们那边有一对夫妻长达十年没有见面。这种去外地看娃的中老年人，在城市里生活，慢慢融入进去之后，会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到当地。这个我也想做一些研究。